网上正在爆发禁烟大战。一边认为在公众场合吸烟、迫使别人吸入二手烟，有违公德，危害公共健康，应该禁止；另一边认为“法无禁止皆可为”，“你管得着吗？”

有些烟民甚至搬出“国家造航母、歼-20的钱，都是烟民贡献的”的说辞，成了“我抽烟我爱国”了。

中国烟草行业去年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66万亿元，其中1.58万亿元上缴国家财政，占狭义全国财政收入的7%，超过全年印花税、房产税总额，也逼近全年个人所得税规模。

但如果只看到财政贡献，这笔账就漏算了。吸烟带来的健康损害、医疗支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同样是沉重的负担。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的一份报告曾指出，2014年中国烟草消费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500亿元，是2000年的10倍。

10年过去了，现在好了多少？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等人的研究显示，2020年吸烟导致的直接医疗花费，以及吸烟者自身早亡或失能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合计已达2.43万亿元，超过当年烟草带来的财政收益约9000亿元。

早在2005年，中国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在公共场所禁烟。过去这些年，地方上也陆续出台了控烟法规。根据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5月，中国已有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254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不过各地法律法规也确实不一致。

可以首先从烟草税做起。中国自2015年上调后，税率已多年未再调整，目前烟草消费税占价格的比率为52%，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75%。作为第一步，可以把烟草税上调到75%。不必一步到位，出台一个时间表，在5年内从现在的52%上调到75%。各地可以根据地方需要，另加烟草附加税，抑制烟草消费，改善公共健康。

在另一方面，还是需要加强控烟。对于一般的公众场合，或许比较难控烟，但眼下的舆论焦点之一是高铁/铁路站台。这是封闭环境，完全可控。而且人流密度大，二手烟的公共健康危害大。在这方面，日本的例子值得借鉴。

日本站台上是不能公然吸烟的，但主要站台都有全透明的玻璃房吸烟室，烟雾经过负压通风和活性炭过滤后排放。

在没有吸烟室的站台上，那就不能吸烟。

在一般公众场所，较新的吸烟室也都是这样的，但较老的也有只用玻璃墙围一下、无顶棚的开放式的，效果差一些，但至少烟雾垂直向上一段后散开，不至于直接飘向行人。

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雷厉风行，但在禁烟控烟问题上一直拖拖拉拉。烟草税是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提高烟草税。同时禁烟控烟并举，广建吸烟室。这事应该和广建公共厕所并举。

烟民有烟民的权利，但他们的权利是以不危害公共健康为前提的。中国有3.5亿烟民，但还有10.5亿不吸烟的普通人。少数人享乐的权利不能危害多数人不受滋扰、保持健康的权利。

烟民忍不住了，来不及找到吸烟室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吸烟不比疾病，没有“没办法”的问题。得病不是因为病人的主动选择，但吸烟是因为烟民的主动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约束。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快50年，各地公共卫生有了极大改善，街道和小区的洁净在很多方面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在控烟方面，中国还比不上埃及、马来西亚、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烟民散发的二手烟已成公害了。

可以从高铁站台禁烟做起，再推广到更加一般的公共空间。烟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吗？烟民有这感觉很好，因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成为讨打的老鼠的。老鼠也有生存的权利，但不影响它们依然到处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