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J.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沃尔特
王传兴 (译)
【导读】近日，美国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逝世。格雷厄姆生前以其激进、强硬且不妥协的姿态闻名，并长期秉持极端反华立场。在台湾问题、贸易壁垒、科技封锁等议题上，他始终扮演着强硬施压的角色。然而贯穿格雷厄姆政治生涯最为顽固的底色，乃是对以色列近乎无条件、无底线的“忠诚”。这种忠诚，既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游说集团深度绑定的产物，也折射出其身后庞大宗教选民基础。格雷厄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他曾将美伊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
那么，美国政客为何要与以色列深度绑定，甚至将其看作“美国第51个州”呢？2007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斯蒂芬·沃尔特合著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该书一出就引发极大争议，被认为其夸大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乃至被扣上“反犹”的帽子。该书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以色列已从“战略资产”彻底沦为美国的“负资产”，美国对以色列不加限制的支持不仅严重危害了自身国家安全、助长了全球反美主义，更极大削弱了其应对其他国际危机的能力。然而，在金钱政治的腐蚀下，美国两党竟然对这一关乎国运的议题噤若寒蝉，丧失了对其进行理性评估的空间。
本文节选自该书，并聚焦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新保守主义的互动上。本文指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展现出持续“右转”的趋势，其决策层呈现出比多数美国犹太人更加激进的鹰派色彩。而新保守派凭借其倡导美国霸权、实行单边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亲以势力合流，乃至出现了“新保守主义沦为更大规模的亲以色列运动缩影”的趋势。 而在特朗普任期重新活跃的宗教势力，尤其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政策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将“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描述为“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先决条件，为美国的中东干预提供神学叙事和民意基础。最后，两位作者指出，阿拉伯所谓的“石油游说集团”难以与以色列游说集团相抗衡。
尽管“以色列劫持美国”的修辞未免夸大，但透过本文，我们可看出一个利益高度集中、诉求极其明确的群体，如何通过“不对称优势”将自身偏好嵌入美国对外政策，从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撬动一个大国的全球布局的。
本文节选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导言及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篇幅所限，选文有所删节，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许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追求的政策，现在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以色列不加限制的支持，加上以色列延长对巴勒斯坦人领土的占领，助长了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从而增加了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使得华盛顿在应对像停止伊朗核计划那样的其他问题上更加困难。
用什么来解释这样的行为呢？为什么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糟糕透顶的时候，这些有望成为总统的人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少，而他们之间在美国面临的其他每一个重要问题上几乎都存在深刻的分歧呢？为什么当以色列自己的公民经常对其现行政策进行深刻批判的时候，它却可以从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那里免费搭车呢？而这些候选人对其他国家所做的许多事情，却是那么愿意去进行批评指点。为什么美国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对以色列、而非世界上别的哪个国家表现出如此一致地顺从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确实，以色列被说成是“反恐战争”不可或缺的伙伴。其他人则可能答复道，对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支持有着巨大的道德理由，因为它是在该地区唯一“享有我们共同价值”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公平、客观的检测。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关系，使得击败那些现在将目标对准美国的恐怖分子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这种关系同时削弱了美国及其世界上重要盟友的地位。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就已经变成了负资产。然而，却没有哪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打算公开这样说，或者甚至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来。
美国的政治家们如此恭敬顺从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这一游说集团是一个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松散同盟，他们积极活动，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它当然也不是一个“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阴谋小集团，或者一个阴谋诡计。它只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已，成员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其认可的目标是将以色列的理由强塞给美国，以其成员相信将使这个犹太国家受益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各种团体具有推进美以“特殊关系”的共同愿望，但是他们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就像其他族裔的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所作的努力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各种成员的活动，也都是民主政治参与的合法形式；它们绝大部分都与美国利益集团活动的悠久传统相一致。
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逐渐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些竞选高官的候选人都密切关注它的愿望。在美国，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个人和团体，深切地关心着以色列，他们不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对它进行批评，即便在批评可能具有正当理由、可能有利于以色列利益的时候，其反应也是如此。相反，这些团体希望美国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第51个州那样对待。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一样，都畏惧这一游说集团的权势。他们都明白，任何一个挑战该游说集团政策的政治家，其成为总统的机会都十分渺茫。
▍何为“以色列游说集团”？
在美国，利益集团一以贯之地塑造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观，说服立法人员和总统采纳它们所偏好的政策。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的第10篇中对竞争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称许众所周知，而且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长期塑就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对战争的决定。
当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特别强大，或者在政治上精通老练的时候，它就可能以在总体上对国家不利的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保护某个特定行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关税将使得某些公司获益，但是为那一行业的物品支付更多的消费者却不会从中获益。美国枪支协会成功地阻碍枪支控制的立法，毫无疑问使枪支生产商和交易商获益，但是却使得美国社会的其他人面对与枪支相关的暴力时更加脆弱。当美国石油研究所的一位前说客成为白宫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并且利用这一职务来淡化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之间关联的报告时，人们有理由担心，石油业正以伤害我们大家的方式保护着它自己的利益。
如果不是利益集团费尽心思，那么通常为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提出的战略和道德理由，就会更加频繁地受到质疑，而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与今天的大不一样。亲以色列的力量当然相信，他们正推动的政策同时符合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我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所推动的大多数政策都不符合美国或以色列的利益，而如果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那么对美以两国都会更好。
▍美国犹太人的角色
这个游说集团的主体是由美国犹太人组成的，他们深深地致力于要确保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推进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的利益。根据历史学家梅尔文·I.尤罗夫斯基（Melvin I.Urofsky）的说法：“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族裔曾如此广泛地卷入到一个外国的事务之中。”斯蒂文·T.罗森塔尔（Steven T.Rosenthal）同意此说，他写道：“自从1967年以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公民，曾经像美国犹太人致力于以色列的成功那样，致力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成功。”
1981年，政治学家罗伯特·H.特赖斯（Robert H.Trice）将亲以色列游说集团描述为“由至少75个分开的不同组织——大部分是犹太人组织——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积极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大部分行动和政策。这些主要的组织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犹太教改革宗教行动中心、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美国利库德之友、梅尔卡兹-美国组织（Mercaz-USA）、哈达萨组织（Hadassah），以及许多其他组织。事实上，社会学家蔡姆·I.瓦克西曼（Chaim I.Waxman）在1992年报告说，《美国犹太人年鉴》列出了80多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它们专注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亲以色列的活动……而对于其他许多组织来说，像‘推进以色列福利’、‘支持以色列国’、‘增进对以色列的了解’这样的目标和活动，出现的频率给人印象深刻”。51个最大且最重要的组织一起组成了“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其自己描述的使命包括“将各种各样的不同团体打造成一股为以色列谋福利的力量”，并从事“增强和促进特殊的美以关系”活动。
该游说集团也包括了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论坛以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智库，还包括在大学和其他研究组织中工作的个人。在这些包括以外交政策作为其核心议程的各种犹太人组织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显然是最重要也是最为著名的一个。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现在所享有的影响力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早年期间，而且即使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总是在幕后静悄悄地进行，通常依靠的是个人与具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总统，以及少数犹太领袖、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顾问，或者犹太朋友之间的接触。例如，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犹太朋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和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的影响。类似地，哈里·S.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承认这个新的国家的决定，也是受到来自犹太朋友和顾问代为求情的影响——虽然不是由此决定——所致。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金钱充足，在冷战的政治背景中处于有利位置。由于新的联邦竞选资金规则引发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使得金钱更容易流向亲以候选人，因此它发现自己的政治力量加强了。沃伦·巴斯（Warren Bass）注意到，虽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可能还不那么可怕，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俨然“华盛顿的权力之源”。
▍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党的事业，而且他们中的多数赞成一个有关以巴冲突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然而，该游说集团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团体，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变得越来越保守。而现在领导这些团体的，是那些支持他们在以色列国内鹰派搭档立场的人。就像J.J.戈德堡在他那本重要的著作《犹太人的权力》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六日战争及其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得一群“新犹太人”引人注目，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正统派和新保守派圈子招徕的。他写道：“他们发出的挑衅是如此刺耳、他们的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犹太人社会的其他人全都谦恭地退避三舍，让这些新犹太人来领头。少数人得到允许来代表大众说话，并且成了犹太人的主要政治声音。
这种向右转的情形，也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一些主要组织的决策方式，以及在日益控制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样的一小部分富裕保守派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得到了反映。例如，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当中，有50多个代表组织，每个组织无论大小都有一票。但是正如迈克尔·马辛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当中，规模更小的保守派团体，其数量绝对超过了规模更大的自由派团体的数量，因此这些小团体能够压制那些大团体的影响力。
类似地，根据马辛的观察，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是以每个董事的财政贡献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他们如何很好地代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为基础的。愿意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政治家）最大数量金钱的个人，总是以色列最狂热的辩护者，而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高层领导人（由该组织的那些前主席所组成），在中东问题上要比多数犹太裔美国人具有更多的鹰派色彩。
除了倾向于那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对支持以色列和控制主要组织观点更极端的人，许多亲以团体朝右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捐款源源不断进来。正如瓦克西曼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犹太组织现在需要以色列使它们自己的存在合法化。虽然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可能是要提高和加强以色列的地位，但如今以色列已是它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
将以色列描述成受到包围、脆弱不堪，并发布持续不断的或正在增强的反犹主义的可怕警告，有助于在潜在支持者中保持一种高度的关注，从而有助于确保这些组织的继续生存。
▍新保守派的角色
新保守派的出现加强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运动就是美国知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9·11”之后它却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团体因制定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作出注定要受到惩罚的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而著名。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有自己鲜明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观点，虽然此处与之相关的只是对外政策观点。
大多数新保守派颂扬美国霸权——有时候甚至是美国帝国的想法——的优点，而且他们相信，美国的权力应该用于推广民主、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不要有同美国进行竞争的企图。
按照这种观点，传播民主和保持美国的支配地位，是长期和平的最佳途径。新保守派也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保证它会被其他国家看作仁慈的霸主，美国只要果断地行使其领导权，人们就会欢迎美国的领导。他们总是对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联合国，他们视其为反以色列的，是美国自由行动的羁绊；他们总是对许多盟友保持警觉——特别是对欧洲人，因为他们视其为美国治下的和平进行“搭便车”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者。
引用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网站上的话说，由于把美国的领导看作“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因此新保守派一般赞成单边地行使美国的权力。
非常重要的是，新保守派相信，军事力量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塑造世界是极其有用的工具。如果美国展示它的军事威力，愿意由其支配来使用权力，那么盟友们就会追随美国的领导，潜在的敌手就会意识到进行抵抗的无济于事，并且决定对美国“趋炎附势”。
简而言之，新保守主义是一种鹰派色彩特别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
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都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这是他们公开强调而且并不讳言的一点。根据著名的新保守派专家马克斯·布特的说法，支持以色列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他将这种立场归因于“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
政治学家本杰明·金斯堡（Benjamin Ginsberg）对美国政治和反犹主义进行过广泛的写作，他令人信服地认为，新保守派向右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同以色列连接在一起，以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对民主党不断加强的挫折感，因为民主党日益反对美国的军事扩张，不断迷恋第三世界的事业。”金斯堡写道，具体而言，他们拥抱罗纳德·里根“强硬的反共主义”，因为他们将此看作一场“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政治运动”。
考虑到他们的鹰派倾向，新保守派总是同以色列本国的右翼分子结盟就并不令人诧异。例如，正是由8名新保守派组成的一个小组——该小组由理查德·珀尔领导，成员包括道格拉斯·费思和戴维·乌姆瑟尔——为即将上台的利库德党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起草了1996年的《干净了结》（Clean Break）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主张以色列放弃奥斯陆和平进程，使用大胆的措施——包括军事力量——来推翻中东的不友好政权，从而“超越”阿以冲突。
虽然这一归纳绝没有穷尽新保守主义运动内部相互交叉的挂靠情况，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甚或是一个“右翼阴谋”——的想法，则根本不成立。相反，曾经滋养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想库、委员会、基金会和出版物，其运作方式完全像其他的政策网络一样。这些团体为了塑造公众舆论和精英舆论的明显目的而积极地取悦公众，从而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他们赞成的方向发展。新保守派网络既不可否认地给人深刻的印象，又同在其他政策领域——如税收改革、环境，或移民领域——中出现的网络相类似。
当然，新保守派同时关心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开出的政策处方将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传统的保守派——有时被称为“旧保守派”——宣称，新保守派关心以色列胜于关心美国。例如，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坚持认为：“真正鼓舞新保守派的……是维护以色列。那才是一切的一切理由。”
新保守派强烈地否认这些指责，从而导致了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的口角。虽然冲突最终平息下来了，但是保守主义运动这两个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依然存在。
许多评论家强调了新保守主义的犹太根源，即便这一运动的许多主要信条同依然支配美国犹太人社会的自由主义态度相左。在《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知识分子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这本将其主题描绘成具有同情心的形象的书中，默里·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甚至极端到将新保守主义描述成“美国的犹太保守主义” 。但是并非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是犹太人，这提醒我们记住，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根据种族或宗教，而是根据政治议程来界定的。有许多著名的非犹太人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基本信条，其中包括对以色列的踊跃支持以及赞成以色列强硬分子的倾向。这些非犹太人的级别范围涵盖《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罗伯特·巴特利、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前美国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
虽然这些非犹太人对于推进新保守主义的议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犹太人却构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更大规模的亲以色列运动的缩影。虽然犹太裔美国人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就像他们构成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体一样，但是非犹太人却在新保守主义运动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都很活跃。在新保守派的许多政治议程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传统政治观点相左的情况下，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
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包括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非犹太人团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它是在政治上范围定位更广的基督教右翼的一个下属分支。虽然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但是在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中，已经越来越能够看到许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身影、听到他们越来越大的声音了，而且他们最近在政治体制之内成立了一系列组织来推动他们的承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看作美国犹太人社会中各种亲以团体的重要“年轻朋友”（junior partner）。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在于神学时代主义（theology of dispensationalism），这是一种在19世纪英格兰出现的、对《圣经》进行阐释的方法，英国国教牧师路易斯·魏（Louis Way）和约翰·尼尔森·达尔比（John Nelson Darby）是主要人物。时代主义是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的一种形式，它断言世界将经历一个灾难加剧的时期，直到耶稣重新归来。就像许多其他的基督徒一样，时代主义者相信，基督重新归来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预言中已经被预言过了，而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这一关键事件，则是导致基督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预先注定的过程。达尔比、魏及其追随者的神学影响了许多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使得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弗（Arthur Balfour）更可能接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思想。
时代主义神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得到流行，它是由许多新教神学家促成的，这些神学家包括福音派的芝加哥穆迪圣经研究所创办人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C.I.肖菲尔德（C.I.Schofield）和威廉·E.布莱克斯通（William E.Blackstone）。最近流行的对此进行表述的书籍包括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畅销书《消失的伟大地球》、蒂莫西·拉哈耶（Timothy LaHaye）的《身后遗留》系列——该系列书是对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进行描述的虚构作品，据报道它的组合销售总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册。
虽然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给时代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但是对于它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现，1967年的六日战争——时代主义运动领导人视其为“上帝的奇迹”——甚至更加重要。
时代主义者将以色列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这种主张就像利库德党人一样，他们将这两个地方称为犹太（Judea）和撒马利亚（Samaria）——解释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预言的实现，而且这些“迹象”鼓励他们和其他的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活动，以确保《圣经》中的世界末日计划展开的时候，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
根据孟菲斯神学讲习会前主席蒂莫西·韦伯（Timothy Weber）的说法：“在六日战争之前，时代主义者满足于坐在历史的露天看台上，因而是在运动场地之外的看台上来解释历史……但是在以色列扩张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之后，他们开始从看台上走进运动场地，并且肯定已经列队站好，以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方式、金钱方式和宗教方式参与进来。”
他们进行的努力，是更大范围的所谓基督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并非全部都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崛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显然得到了政治上不断崛起的福音派运动的声援。
考虑到这些信仰，丹尼尔·派普斯相信这种说法就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即“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而非以色列国防军，是这个犹太国家根本的战略资产”。或者就像内塔尼亚胡的前公关传媒总监迈克尔·弗隆德（Michael Freund）在2006年所写的那样：“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感谢上帝。无论喜欢与否，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未来对美国犹太人的依赖，可能远小于对美国基督徒的依赖。”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大量组织，其声称的目的是要鼓励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团体包括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其创始人约翰·哈吉将其描述为“基督教版本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了以色列的全国基督教领导大会组织、为了以色列的统一联盟组织、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基督教以色列公共行动委员会、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以及许多更小的团体”。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也是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的重要成员，这是一个由拉比·叶奇尔·埃克斯坦（Rabbi Yechiel Eckstein）领导、在芝加哥立足的组织，其使命是“促进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理解、并建立对以色列的广泛支持”。2002年，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与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前主任及老大党战略家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结盟，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支持以色列（Stand for Israel），寻求“与代表以色列利益的精神和政治人物进行接触”，并主办一个代表以色列利益的年度“国际祈祷和稳定日”活动。
在这个现代活动分子的时期，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信仰，自然地与美国犹太人社会和以色列那些支持定居点运动、反对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团体结盟了。按照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的创始人哈吉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是由人的行动所创造的，而以色列则是由上帝的行动所创造的”！哈吉也告诉其追随者说：“上帝反对放弃这片土地”，声称他的运动募集到了1200万美元，以帮助那些在以色列新定居的移民，其中包括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
哈吉代表的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典型观点。已过世的埃德·麦卡惕尔（Ed McAteer）是福音派宗教圆桌（Religious Roundtable）的创办人，是基督教右翼的主要组织力量之一，他曾经宣称：“死海、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每一颗沙子都属于犹太人。这其中包括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
如此狂热的信仰导致了基督教右翼领导人帕特·罗伯逊——而且是信心十足的老大党前主席——主张认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2006年1月的中风，是对沙龙决定从加沙地带撤出的神罚。用罗伯逊的话来说：“他分割上帝的土地，而且我将诅咒那些用类似方法对（欧洲联盟）、联合国或美国采取绥靖政策的任何以色列总理……上帝说：‘这片土地属于我。你最好让它留下’。”虽然罗伯逊后来为他“不当和不得体的”评论进行了道歉，但是这些评论却使人明显地洞察到，有些福音派基督徒是如何为一个大以色列而进行辩护的。
这些相同的信仰似乎影响到一些著名的美国政治家。2002年，众议院多数党督导员——后来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说，他反对给予巴勒斯坦人土地。他说道：“我巡游过犹太和撒马利亚。我在戈兰高地上伫立过。我没有看到被占领土。我看到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支派有多重要？通过向定居者运动提供财政支持，通过猛烈抨击领土让步，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加强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硬态度，使美国领导人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更加困难。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定居者的数字就不会这么大，而定居者在被占领土的存在和政治活动，对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约束也就更小。基督教旅游——实质上是福音派赞助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以色列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据报道，它在邻近地区产生的收入每年有10亿美元。
一种人们听得见、但却是非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声音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支持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犹太人发出呼吁的回应，还可能对那些没有获得很多犹太选民支持的政治家的政治算计产生影响。欧文·安德森（Irvine Anderson）认为，时代主义思想加强了“美国支持以色列国的文化倾向，部分是基于基督教圣经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听着圣经故事长大……或者读过……将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收复作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序幕而长大的许多美国人，他们简单地接受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正确而恰当的观点，就并不令人惊奇了，尽管肯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进而言之，基督教包括一套复杂的道德宗教教义，而且它的许多规则既没有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进行辩护，也没有鼓励这种支持。虽然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可能相信，圣经预言使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合理化，但是其他的基督教原则——例如基督命令“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同以色列对待其巴勒斯坦国民的做法尖锐对立。基于他们自己对基督教和平正义原则的承诺，对《旧约全书》上的故事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其他方面内容的精通，故而并没有防止许多主流的基督教教会公开支持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和对以色列政策各个方面的批评。
就像许多美国犹太人并不支持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许多基督教徒——其中包括福音派教徒——也非如此。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也缺乏主流亲以犹太团体那样的经济实力，而且在涉及中东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媒体存在的影响力也是如此。
像罗伯逊和鲍尔这样的领导人，在说到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时候，他们虽然可能会得到媒体的许多关注，但是在讨论当前以色列或中东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媒体组织更可能转向布鲁金斯协会或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最好是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看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犹太成分的重要附属，但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权力之源
为什么以色列的游说如此有效力？一个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完全的开放性本质。这种环境使得不同的团体有许多不同的方法进入到政策领域或对政策产生影响。利益集团能够直接为自己所喜欢的候选人进行竞选捐赠，试图击败那些观点令其怀疑的候选人。他们也能够对当选的议员或行政部门的官员进行游说，并且他们还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关键的决策位置的任命。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有效性也反映了多元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的活力。在民主国家中，即使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坚定地致力于某个问题，而且其他的人对此问题漠不关心的话，也能够施加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该团体的绝对人数不多，决策者——特别是国会议员——也总是迁就他们，因为他们肯定其他人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做了而惩罚他们。当一位参议员被问到他以及他的同侪为什么签署了一项由利益集团推动的具有争议性的立法时，就像他所指出的那样：“不签署的话就没有政治好处。如果你确实签署了，你就不会触怒任何人。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就可能触怒你国家的一些犹太人”
当反对团体弱小或不存在的时候，规模不大但是关注集中议题的利益集团，其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甚至增加得更多，因为政治家不得不迁就一种利益，而公众则有可能只听到一面之词。无论是农业补贴问题还是外交政策问题，特殊利益集团经常拥有远远超过其绝对人口数量的政治权力。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主要犹太组织内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和技术专业水平。根据政治学家罗伯特·特莱斯（Robert Trice）的说法：“大多数犹太人团体的特点是会员人数庞大，专业志愿者训练有素，有充足财力支持的社会、福利和政治项目，针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工作团队，以及详细描述的内部交流网络。”进而言之，在地方层面和全国层面大量组织的存在，解释了“在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出现时亲以色列运动以一种全国性协调方式进行迅速动员的能力”。
最后，以色列游说集团因有力的反对者的缺乏而获益。就像一位参议员解释的那样：“并不存在敌对的情绪……如果你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巨大压力对着干来进行投票的话，就没有人对你说‘了不起’的话。
虽然阿拉伯裔美国人是重要的少数族裔，但是他们却并不像犹太裔美国人那么富有、组织良好、人数众多，或在政治上活跃。作为一个群体，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学术界、工商界、媒体界，都没有成功地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而且他们在政治中的可见度也更低。这部分是因为阿拉伯移民到美国的主要浪潮出现得相对晚近，因而第一代移民更加不富有，在重要的职业中更少具有代表性，对美国的道德观念和制度更不熟悉，政治上更不积极，因而影响力就总是不如下一代的移民。
亲阿拉伯组织也不能够同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要团体相匹敌。虽然在美国有少量的亲阿拉伯和亲巴勒斯坦的利益集团，但是它们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亲以组织更小，资金上不像后者那么充足，影响力更是谈不上像后者那么有效。
进而言之，因为阿拉伯人来自各种国家和各种背景，而且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因此他们不可能在中东问题上用统一的声音说话。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持有尖锐对立的观点。许多美国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美以之间的文化亲近感，相信以色列人“像我们”，而阿拉伯人则经常被看作异（甚或敌对）文明的一部分。结果，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在美国赢得人心是一场以不同于美国犹太人或他们的基督教盟友的方式来进行的困难战斗。罗伯特·特莱斯1981年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的评估今天依然是事实：“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大多数方面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
▍石油（不大）的影响力
阿拉伯政府和自负的“石油游说集团”对以色列游说集团都没有构成重要的平衡作用。石油公司和/或富裕的石油酋长国对美国中东政策施加强大影响力的信念广为传播，并且经常在这样的一种观点中得到反映，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石油战争”和为了像哈利伯顿这样的相关公司利益的战争。
然而，除了保持获取中东石油这一明显的利益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或强大的“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全面挺进中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如果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或者能源公司正在驱动美国的政策，那么人们就将看到美国同以色列拉开距离，也不会长期费力地让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虽然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反复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它对以巴冲突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但是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且甚至在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使用“石油武器”，也几乎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或美国在该地区的总体政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富裕的石油生产国，已经雇用了公关公司和专业游说者来提高它们在美国的形象，并对具体的武器交易进行游说，而且它们的努力也偶有成果。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说服国会在1982年批准将预警飞机（AWACS aircraft）卖给沙特阿拉伯，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此强烈反对。
能源公司的情况如何呢？虽然这些公司确实涉入大量的游说活动当中，但是它们最近几十年的游说努力，几乎一直完全集中在它们的商业利益上，而非范围更广的各种外交政策方面。具体而言，能源公司集中关注的是税收政策、政府规则、环境问题、获取进入潜在的能源开采地，以及其他能源政策的可行性方面。对它们而言，外交政策通常是第二位的关注；根据罗伯特·特赖斯的说法，它们的“基本目标……是在中东形成一个政治经济环境，以便允许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同样地，公司行为体的政治利益普遍比那些亲阿拉伯团体的政治利益范围要狭窄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