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有些陌生的历史节点。
80年前的今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由此拉开序幕。
这场后来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历史性裁决，与纽伦堡审判一道，确立了发动侵略战争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犯罪。东京审判最终将一批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甲级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段宇豪拍下的萨顿档案 受访者供图
80年后，一段尘封的记忆因为一个加拿大华人青年的执着，在大洋彼岸被重新“拾起”。15斤重、几千页的萨顿档案漂洋过海，回到它曾见证与守护的土地。
这些发黄的纸页，不仅是东京审判中负责中国取证工作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笔记、书信，更是那段血与火岁月无法被抹去的铁证。
金陵城中“拾影人”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段宇豪，在社交媒体上，他为自己取名“金陵拾影人”。谈及这个名字的由来，段宇豪说：“在海外，你永远不知道会在哪个角落碰到一张关于中国的老照片。我就像在捡拾碎片一样，一片片把它们捡起来，拼凑出那个我从未忘却的故乡。”
出生于南京的段宇豪，16岁随家人移居加拿大。从小学起，他就对钱币等小物件有着浓厚的兴趣；出国后，这份兴趣逐渐聚焦于老照片、文献资料及与抗战相关的物品。段宇豪回忆，“这些兴趣让我更加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与我们民族历史相关的痕迹。”
段宇豪拍下的萨顿档案 受访者供图
正是这份有意识的寻找，加上对南京、对抗战史天然的深厚情感，让段宇豪常年保持着在海外拍卖网站检索相关关键词的习惯。
2025年11月，一批他从未特别关注过的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萨顿的档案”，却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出现在他眼前。
“我觉得这真的是缘分。”段宇豪说，“就算有意识地去找，也不一定能碰到。但恰恰就在那个时候，它出现了。”
“任它流散是一种‘罪孽’”
面对这样一批数量庞大、价值不可估量的历史档案，段宇豪的首要顾虑并非金钱，而是如何将它们安全无损地带回中国。
“一切都是未知数。”他说，“旅途中箱子丢失的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我把这批档案，作为手提行李带在身边，视线一刻也不能离开。因为一旦托运丢失，那几乎无法获得赔偿。你跟航空公司说这是文件，怎么估算它的价值？对于我们中国、对于东京审判来说，这是无价之宝；但对不了解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堆废纸。”
内心沉重的责任感，让段宇豪做出了一个无比谨慎的决定：他将这箱资料一分为二，一半委托一位回国的朋友随身携带，另一半由自己带回。“萨顿把这些资料好好保管了一生，如果在我手上这短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弄散了、损坏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罪孽’。”他说，“我的第一要务就是把它完完整整地保存好，安全带回来。”
2026年1月23日，这批承载着历史重量的档案，辗转万里，终于抵达中国。
一个西方检察官眼中的中国苦难
此前，中文世界关于萨顿的记载几乎是空白，互联网上甚至没有属于萨顿的单独词条。深入研究后，段宇豪发现，“萨顿是少有的几乎从头到尾跟完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之一，甚至可以说他是最了解日军侵华罪证的检察官。”
“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官有上百位，但直接负责中国取证工作的，只有两位——莫罗和萨顿。”段宇豪介绍，“而萨顿，又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萨顿手稿 受访者供图
档案在手，历史的细节便有了温度。段宇豪向我们展示了其中几份令人动容的文件。
一份是萨顿从上海带到东京的证人名单的副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位证人的姓名和地址。贝德士（贝茨）、费吴生（费奇）、许传音、伍长德……这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而出、保护平民的中外人士，正是经由萨顿的联络与协调，勇敢地站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档案中一张不起眼的借条，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1946年6月17日，在东京的萨顿借钱给前来作证的贝德士（贝茨）和费吴生（费奇）——这两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庭上的关键证人。贝德士借了500日元，费吴生借了200日元，借条上保留着两人的亲笔签名。
这纸借条，小处见大。它不仅透露出萨顿对证人的关怀备至——为确保他们顺利出庭不惜自掏腰包，也展现了其心细如发的性格：几乎每一张书信资料都被悉心留存。正是这种习惯，让今天的我们拥有了如此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萨顿与他人的往来信件 受访者供图
档案中还有大量萨顿与证人的通信。一封萨顿写给贝德士的信件提到，萨顿曾与南京沦陷期间担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冈崎胜男会面。冈崎亲口向他证实，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对南京暴行完全知晓，并认为毫无借口。
“这封信写于冈崎在法庭正式作证前约两个月，它是一份早期的一手证据，直接驳斥了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所谓不知情的辩护。”段宇豪说。
“萨顿做事有一个特别的习惯：用打字机写信时，他总会在打字纸后面垫两层复写纸，留一份副本存档。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不仅能看到别人写给他的信，还能看到他写给别人的信——一个检察官与证人之间你来我往的完整对话。”段宇豪解释道。
“我们能看到萨顿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这与看官方资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段宇豪强调，“比如，他在给助手的信中，高度赞扬了证人贝德士在交叉质询中的表现，认为那是他几十年职业生涯中都难得一见的优秀证人。这种带有个人情感的记录，让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结论，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让历史“说话”，让偏见消融
段宇豪收藏的与抗日相关的老照片 受访者供图
萨顿档案并非段宇豪唯一的收藏。
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与抗战、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原始资料。一组来自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相册中的照片，记录了山东烟台抗日民众被杀害前与杀害后的场景，画面连贯，铁证如山。
在海外，段宇豪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收藏者，更是一位积极的传播者和教育者。从2017年开始，他便以个人身份参与各类抗战主题展览。2025年，他又联合其他朋友，共同成立了“远东记忆博物馆”，并以博物馆名义在多伦多当地举办了独立展览。
段宇豪在海外策划的展览 受访者供图
“在海外做展览和国内不一样。”段宇豪分享他的心得，“我希望让历史自己来‘说话’。可能一张照片，我只配一个非常简短的说明标签。我会有选择性地收集那些可读性强的东西，比如当年的外国杂志、报纸。1938年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和《生活》（Life）杂志上，就明确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我把它们展出，就是告诉那些有偏见或者不了解的人：这根本不是我们后人为了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事情发生时，全世界就已经知道了。”
段宇豪的努力是海外华人集体努力的一部分。他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已在省级层面设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在该省的烈治文山市，北美首座“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也已落成。他们所做的每一次展览、每一次宣讲，都在一点一滴地播撒着真相的种子。
从“寻根”到“传承”
目前，对萨顿档案的研究与电子化工作正在积极地向前推进。除了将这批档案与萨顿两所母校——里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收藏的关联资料进行比对研究外，段宇豪还计划联系萨顿的后人，希望从其家人的视角，勾勒出一个更加立体的萨顿形象。
“萨顿对自己在东京审判中所做的一切，一生都引以为傲。在20世纪60年代——事情过去快20年后，他还写信与老同事们讨论这件事的意义。”段宇豪说。
对于这批档案的未来，段宇豪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已经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等机构建立了深入联系。他计划将档案中的精品，以借展的形式提供给国内纪念场馆用于临展，最终在深入研究、充分发掘其学术价值后，再将其捐赠。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表示，这批萨顿档案的价值在于，萨顿是曾经深度参与日本对华战争罪行调查取证的东京审判检察官，且其个人文书中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与东京审判相关的信函、日记、工作笔记、档案等，类型十分丰富。
赵玉蕙告诉记者：“不论是对考察国际检察局初期的工作机制，如中国相关部分检方取证政策的确定、中美双方检方人员的合作模式，还是对丰富东京审判史料中的个人视角与细节，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连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在与拍下萨顿档案的华人保持着联系，并积极进行沟通与推进。希望将来能对萨顿档案有一个比较好的整理和研究。”赵玉蕙说。
“我希望这批档案能发挥出最大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而不仅仅是把它们放进库房里。”段宇豪说，“一件文物和一千件文物在库房里是一样的，把它们研究出来、讲述出来，意义才完全不同。”
这位自称为“金陵拾影人”的青年，用他的执着与热爱，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拾影”。他拾起的，不仅是散落海外的历史碎片，更是民族记忆的火种，以及对和平矢志不渝的坚守。
东京审判已过去整整80年，穿越80年的时光翻开这些书信与笔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泛黄的纸页，更是凝固的真相。
纸会泛黄，字会模糊，但真相不会。
（大众新闻记者 许金星）